电影《攀登者》路演完美收官 攀登联盟二次冲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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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,因为清政府的腐朽无能,所以那一时期不论是百姓还是我国的国土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,那一时期,列强对于我国可谓是随意欺辱,而为了实现在中国的利益,这些国家对于我国的领土也是随意瓜分。
 
而同一时期,世界上的另一个大国也在遭受和我国类似的境遇,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,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,但是在那一时期,曾经强大的帝国却被一步步的蚕食。
 
虽然两国在当时的境遇相似,但是其后清朝和奥斯曼土耳其的结局却大相径庭。战争结束之后,曾经强大的土耳其帝国被彻底蚕食,其国土面积只剩下了不到百万平方,而与之相比,我国就非常的幸运了,可以说虽然在近代时期我国也被列强瓜分,但是就地理面积来说,至今我国的国土依然完整。
 
落后就要挨打,为何大清朝没有像土耳其一样,被肢解得惨不忍睹?
 
 
那么为什么我国和土耳其的结局如此的不同呢?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就是以下两个,其一就是面对列强不同的态度。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宗教国家,因此在面对矛盾的时候,其态度是非常刚烈的,所以那一时期土耳其的战争非常的频繁,而常年的战争导致土耳其很难维持国家的统一。
 
清朝就不同了,那一时期我国的掌权人是慈禧太后,慈禧太后十分的惧怕西方列强,其不断的通过割地赔款这一温和的手段来满足列强的要求,因此在那一时期,中国其实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战争,而这一温和的方式也为我国保存了很多有生力量。
 
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国的考量,在我国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同,所以虽然我国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,但是在我国境内,这些帝国主义的势力为了保持各自之间的利益平衡,是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存在的。
 
落后就要挨打,为何大清朝没有像土耳其一样,被肢解得惨不忍睹?
 
 
但是土耳其就没有这种需要,土耳其的存在一直是西欧国家的心头刺,所以这些国家巴不得土耳其赶紧分裂,因此在多种因素的交错下,最终土耳其被蚕食殆尽。
对于林则徐和龚自珍,有史家评价他们“是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伟大人物”,但两人的伟大又各有各的不同。
 
龚自珍和林则徐一样,也是不世出的人物,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救世者,如南宋状元陈亮所云:“天下事常出于人意料之外,志同道合,便能引其类。”林则徐和龚自珍确实志同道合,两人自结交以来一直彼此欣赏,心神默契,然而他们却是两个志同道合又不同类型的士大夫,上苍仿佛要让他们扮演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。
 
龚自珍与宋代的陈亮、明朝的李贽颇有相似之处,乃是狂狷之士。
 
论出身,龚自珍比林则徐要优越得多,他生于官宦之家,少年得志。
 
若从科举仕途而言,他们一个太成功,一个很失败。
 
龚自珍的科举仕途非常坎坷,他二十七岁中举,此后一连参加了六次会试,终在三十八岁时中进士,曾任内阁中书、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,但年近半百仍不过是一个六七品的主事,每天钻在死气沉沉的故纸堆里,他甚至觉得整个大清帝国就埋葬在这故纸堆里。而越是坎坷越是狂狷,几乎傲视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人,仅有林则徐、魏源等知己好友。
 
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,他像李贽一样,已有了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向往,却一直徒有思想而难有行动,他其实是一个踌躇满志、渴望行动的思想家,但他一直一直没有找到为国效力、施展才华的机会。相比之下,林则徐科举之路顺遂、仕途通达,为自己寻找到了一条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上升通道。
 
他们的人生有过太多的交集,却从未走进彼此的命运。
 
林则徐赴粤禁烟,龚自珍特作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,提出了不少禁烟与反抗侵略的建议,他鼓励林则徐排除各种阻力,不要让那些反对禁烟的谬论动摇了决心。他还建议林则徐“宜以重兵自随”,“多带巧匠以便整修军器”,一旦发生战争便可即时还击。总之是,他寄望于林则徐抓住这“千载之一时”的有利时机,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取得“银价平、物力实、人心定”的政绩。龚自珍在信中痛陈了自己对鸦片烟害的深恶痛绝态度,并表示他愿追随林公一同“南游”,——这可能才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念头,对于他,这也是“千载之一时”,他也渴望走向大海、纵身于大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或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。
 
在清朝位高权重的士大夫中,林则徐是龚自珍最信赖的,也是多年来的挚友,他就是龚自珍的命运之神,甚或是可以改变龚自珍命运的唯一希望,只要稍稍点一下头就可以扭转龚自珍的命运,给他这个长久被压抑的人才一个书生报国的机会,龚自珍未来的人生之路乃至属于他的历史定位,必将以另一种方式书写。
 
龚自珍的一腔赤诚和热忱也深深打动了林则徐,然而,他最看重、最信赖的朋友林则徐却没有给他机会,对于他,这已是最后的机会。
 
其实没有别的原因,只因林则徐太了解他了。
 
龚自珍堪称是那个时代的激进派,而林则徐则是典型的稳健派,他在收到龚序后没有及时作复,或是由于路途上的迁延耽搁。
 
直到十二月初二,他才于山东茌平县作复(《答龚定庵书》),“惠赠鸿文,不及报谢。出都后,于舆中绎大作,责难陈义之高,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,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。”这句话,如李国文先生在《名父之子》中所说,林则徐“对龚的见解、龚的韬略、龚的赤诚、龚的爱国之心,评价是非常高的”。林则徐还特别提出“谓彼中游说多,恐为多口所动,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,如履如临,曷能已已?”于此可见,他和龚自珍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,龚自珍担心的是地方上的阻力,而林则徐更担心的还是朝廷中的阻力。而林则徐对朝廷的了解、对官场的体验及体会,无疑要比龚自珍深刻得多,这也决定了他对现实、对历史的认识要比龚自珍深刻。
 
林则徐在回信婉拒了龚自珍的“南游”之意,“至阁下有南游之意,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,而事势有难言者。”那么,林则徐不愿带龚自珍同去广东之“有难言者”到底又是何难之有?对林则徐当时微妙而又隐秘的心态,聂作平先生在《林则徐广东禁烟为何不愿带志同道合的龚自珍同行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分析——
 
 林则徐与龚自珍地位悬殊却能成为朋友,在于他们互相欣赏,但互相欣赏之外,他们有着本质区别:林则徐是名臣,作为名臣,林则徐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:干练,严谨,廉洁;龚自珍是名士,作为名士,龚自珍尖锐,疏狂,偏执。一个身负皇上重托以公忠体国自诩的名臣,必须考虑一旦有这么个口不择言,早已被视为官场刺儿头的名士在身边,将会对自己要做的大事产生什么样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换言之,林则徐对龚自珍的异见抱有充分的戒意,虽然这种戒意不带任何敌意。因而,即便龚自珍写下的对策真的是有的放矢,谨小慎微的林则徐也不一定会带上龚自珍。更何况,龚自珍的这篇序文里写下的对策,其实并不见得就有多么高明。比如,他提出要断绝和西方国家的一切经济往来,以免国内白银外流;又比如,他认识到火器的重要,却建议林则徐按照两百年前明朝胡宗宪的《图编》进行仿制。诸如此类,都证明了龚自珍虽然最先意识到衰世的不可避免,虽然有拯救衰世的理想与愿望,却不具备拯救的才干与能力。
 
 由于林则徐的婉拒,年近半百的龚自珍想要在大清帝国“万马齐喑”的体制内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通道已几无可能,这让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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